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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第1页）

十九

如果明白自己与主流文化气质上的相克，杨广也许就不会有征服高丽的冲动。如果杨广把自己的脚步中止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那么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一定迥然不同。因为如果这样，“宣付史”的史料就可以由他自己或者他的后代来选定。

可惜历史是不可逆的，未来的评价当然不会影响杨广此时的心情。此时的杨广无疑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这一切似乎可以称得上奇迹，毕竟他登上皇位才仅仅五年。除了古往今来最卓越的天才，以及上天如同对独生子那样慷慨的眷顾，否则没法解释这样的奇迹。

换了任何一个帝王，都会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停下来歇歇。如果就此罢手，安享自己的统治成果，也足以让自己留名千古。可是杨广并不这样想。一系列成功带来的兴奋让他的胸口鼓胀得要爆炸，体内的精力被更加充分地点燃。与秦皇汉武比肩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要马不停蹄地向前奔去，把他们远远甩在后面。他一刻不停地奔向功业金字塔的顶部——征服高丽。

二十

从继位起，征服高丽就是杨广的一个梦想。这个边疆小国一直是个不安分的捣乱分子，经常侵略周围各国。杨坚统治时期，它就曾入侵辽西。隋朝的统一对它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据《隋书·列传第四十六》，在隋朝平陈之后，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积极联络突厥，试图与突厥等族联合起来对抗隋朝。如果不能制止高丽的地方霸权行为，其他国家就会起而效尤，帝国的安全就不能得到保障。

其实，在杨坚时代，征讨高丽已经成为既定国策，取得了朝野共识。《隋书·列传第四十》载：“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

杨坚对高丽的征讨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了。完成父亲这个遗愿是杨广乐于做的事情，虽然对隋帝国来说，这件事其实并不那么迫在眉睫。在文学家、诗人杨广的政治蓝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追求完美、热爱形式的艺术家特征。迁都与开河是他政治规划中的基础性工程，实行科举制、发展经济、安抚突厥、击败吐谷浑，是他建筑在这个坚固基础上的几间华丽殿宇。而征服高丽，则将成为他“大业金字塔”的塔顶。在所有的隋朝人看来，高丽是箕子所建的“礼仪教化之邦”，晋末才逐渐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杨坚征服陈朝，并不意味着中国真正获得了统一，只有高丽归入中国版图，“大一统”才算真正实现。征服高丽，是杨坚留给他的为数不多的建立标志性功业的空白之一。因为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完成统一”当然是所有勋章中最耀眼的一块。只有得到了这块勋章，他“千古一帝”的地位才会变得不可动摇。

二十一

然而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年末，征服高丽的计划在御前会议上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大臣的坚决反对。杨广继位以来，大臣从来没有这样异口同声地反对过皇帝。数年以来，他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皇帝外表谦恭、内心高己卑人，皇帝认为大臣的智商、才华与自己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对他们的建议多数不予考虑。

但是他们这一次忍不住要力劝皇帝慎重从事。他们赞同攻打高丽，却反对在此时开始准备。他们已经预感到天下骚动的前奏。因为连年兴建大工程，不断巡游，劳役量惊人，老百姓已经精疲力竭。袁刚《隋炀帝传》载，由于“役使严急，丁夫多死”，已经有人开始逃离家乡，到穷乡僻壤开荒种地，以逃避劳役。有的人甚至自残手脚，以避征发，谓之“福手”、“福脚”。老百姓已经被沉重的负担逼到了墙角。

与此同时，攻打高丽需要的准备工作太繁重了。高丽与隋朝相接的缓冲带上，全是荒无人烟的森林和沼泽，行军极为困难，运输和储备军粮必将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另外，要确保成功，还要建立海军，水陆并进，这就需要兴造大量战船。疲惫不堪的老百姓无疑无法承受这样繁重的劳役。一个明智的帝王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给百姓三年到五年休养生息的时间，然后再图此举。

然而杨广根本听不进去大臣们的劝谏。他工作得太兴奋，已经患上了“权力欣快症”或者说是“权力狂躁症”。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独裁者容易患的“权力综合征”的一种。在皇位上，一个统治者很难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笼罩一切又缺乏制约的中国式权力，就如同一辆速度极高而又没有刹车装置的跑车一样，很容易超速。在顺风顺水地一一实现了几大政治目标后，杨广已经彻底抛弃了继位之初还保存的一丝谨慎，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困难”，什么叫“不可能”。到现在为止，他的生命一直是一首宏大、亮丽、旋律激昂向上的交响乐。这首乐曲演奏得完美无缺。才华与运气的完美组合，使他觉得自己拥有无限的力量，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伸手在平地上一指，洛河边上便出现一座新城；他大手一挥，吐谷浑那样强大的国家就被他从地图上抹去。他感觉自己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

他不是不知道帝国的百姓已经劳累多年，迫切需要休息。不过，征服高丽这个梦想实在太诱人了。“气可鼓不可泄”、“趁热打铁”是他的一贯主张。前几项大工程的完成，使他对帝国百姓的承受力及官员的动员能力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对大臣们许诺，这是他最后一个重大政治目标。征服高丽之后，他的前期政治梦想全部完成，届时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让老百姓好好歇歇了。到那时，他会在全国组织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凯旋仪式，庆祝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安全的盛世的到来。此时，他希望全国官员百姓，再扛最后一把劲儿，和他一起，一鼓作气，完成这个千古伟业。

二十二

对于隋王朝的老百姓来说，这最后的任务可不是“扛一把劲儿”那么简单。据袁刚《隋炀帝传》的论证，攻打高丽的徭役量超过了前几年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老百姓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了：刚刚把大运河修到洛阳，还没有喘口气，他们又接到命令，要把运河从洛阳一直开通到涿郡（今北京），以运送军粮。由于工程浩大，“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也就是说，连妇女都被征发到工地去挥锹抡镐。本已不堪重负，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攻高丽进入倒计时起，劳役压力又骤然增大。《资治通鉴》载，下诏讨高丽，命人督工在东莱海口造战舰三百艘，民工昼夜立于水中造船，自腰以下都生满蛆，工匠死掉三分之一。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令河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命江南民夫运米至涿郡。一时间舳舻千里皆满载兵甲器物，路上几十万人填咽道路，昼夜运输战具、粮食，死者相枕，天下骚动。

大规模的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开荒自给，一两年间，竟达十万人之多。这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十万人是一个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

不过，虽然怨声载道，在高丽战争开始前，却没有人扯起造反的大旗。全国臣民对高丽战争的胜利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精力充沛的皇帝登基以来，所做诸件大事还没有失手过。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今日之强盛，平高丽将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等到杨广凯旋，他们就会迎来期盼已久的休息。

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为了迎接他生命交响乐中最华彩的乐章，他做了最充分的准备。高丽战争将是他成为“千古一帝”的加冕礼，他精心设计，务求在历史上留下最绚丽盛大的记录。《隋书·志第三》载：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一，他亲率一百一十三万大军，号称二百万，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全部大军分为二十四路，加上天子六军，每天遣发一路，整整一个月，才完成出发式。从头到尾，队伍长达一千零四十里！这支队伍带着鲜明的杨广风格：每百人小队都高举一面色彩鲜艳的大旗，每部都携带军乐队，“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掆鼓、金钲各二具”，一路旌旗招展，鼓乐齐鸣。

为了证明出师的光明正大，他在诏书中甚至公布了大军的具体番号、构成及详细进军计划。为了准备高丽一见大军即望风而降，仗还没有开打，杨广即命每军设专职“受降者一人”。从洛阳动身前，他已经命令官员在金光门前搭建高台，以备举行献俘仪式。

这次出征看起来更像一场规模盛大的“威慑活动”。这样的战争准备在别人看来无疑有点离奇，不过在杨广看来却理所当然。他虽号称知兵，甚至可谓“身经百战”，其实他所亲身经历的战争中，几乎没有一次硬仗。平陈战争，他是最高统帅，亲眼看到腐败至极的陈朝在大军压境之下，立刻土崩瓦解，隋朝五十万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利。在平定吐谷浑的战争中，也是隋军的浩大声势吓坏了吐谷浑王，几乎没有经过战斗，他们就望风而逃。所以，在杨广的经验里，对待这样实力不对称的对手，最主要的是做好威慑，军队数量一定要多，军容一定要壮，如此足矣。一个小小的高丽，在他的威名、才华和运气面前，当然不会有什么抵抗力。

然而，高丽战争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高丽不是陈朝。这是一个上升期的地方小霸权，骨子里有一股长期战争中培养起来的霸悍之气。久经战阵的他们，深知数量并不决定一切。面临百万大军，他们居然毫无惧色，趁隋朝大军行军迟缓之际，早已组织好了防守。隋军抵达辽东城时，面对的是一个金城汤池般坚固的城市。战斗经验丰富的高丽人冒死坚守，隋朝几十万大军竟然无计可施。

一个是准备充分、意志坚定，一个是毫无战争心态准备，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在坚城之下受阻的隋军心浮气躁、气急败坏，他们干脆选出三十万精兵，绕过辽东城，直取平壤，希望与海军会合，一举攻破敌国心脏。老谋深算的高丽人将计就计，不断诱敌深入，佯装失败，然后趁隋军渡清川江时发起总攻。隋军大溃，各路军将争相逃命。回师途中，隋师粮草尽失，在高丽追兵的追赶之下，病死、饿死、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载，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三十五万隋军，回到辽河以西的才两千七百人！

二十三

失败因为毫无心理准备而更令人难以承受。望着回程道路两边逃兵扔下的军服、辎重和枕藉不断的死尸，杨广神思恍惚，一直回到涿郡，他也没有回过神来。

他被这次意外打晕了。自从懂事起，他就没有尝到过失败的滋味。他不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失败”这个词，更没想到这个词会砸到他的头上。一连半个月，他不言不语，每天躲在自己的大帐里，也不召见大臣。

最让他忍受不了的是耻辱。是啊，古今中外，可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此次出征，隋军不仅带了规模庞大的军乐队，更邀请了数个外国藩王随军观战。杨广希望用一次轻松的胜利来证明帝国的不可挑战，没想到在世界面前，他败得如此难看，如此狼狈！对那些屏息静气观看着这场大戏的臣民，他更不好交代——他这个“一贯正确”、“英明伟大”、“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伟大皇帝，怎么会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

他有点害怕见到这些外国藩王，他总觉得他们的眼睛里含着嘲讽，甚至面对自己的大臣，他也感觉他们的神色中潜伏着不恭。有生以来，他已经习惯了颂扬声，此时他才平生第一次尝到了耻辱的滋味。这种滋味是这样难以下咽！

杨广的主要性格弱点在这个时刻暴露出来了——一生顺境中的他没有培养出必需的耐挫能力。在失败的打击前面，他乱了方寸。他就像一个被一拳打倒的拳击手，昏头昏脑地爬起来，什么都没想，又朝对手冲去。他急于证明自己还是一如既往的伟大、光荣、正确，刚才的失误不过是一不小心。就如同一个著名演员一出场就来了个趔趄，引来一阵哄笑，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全副本领都发挥出来，把剩下的唱腔唱得前所未有的华丽，以挽回自己一个名角的面子。半个月之后，他钻出帐篷做的第一件事是向天下宣布——明年要再次亲征，不灭高丽，誓不罢休！

这个看起来挺男子气的宣言最终被证明断送了大隋江山。在挫折的巨大刺激下，杨广丧失了起码的现实感。火辣辣的耻辱烧灼得他忘记了一切。要知道，这可是竭全国之力准备的一场战争。为了这场战争，帝国国库中的金银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淌殆尽，老百姓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汗水。他应该静下心来盘点一下国库中的存银。他应该知道，在造成近百万生命损失和帝国巨大财富的浪费后，他得采取一点低姿态，抚慰一下心怀不满的老百姓。要知道，他此时的形象已经不是“百战百胜”、“一贯正确”，而是一个不合格的将军。

然而，杨广不可能这样做。他无法低下高贵的头颅。他认为自己的错误应该被定性为“疏忽”，这个小小的错误不应该影响自己的形象。最主要的错误是那几个率军渡过鸭绿江的将军犯的，是他们没有严格执行自己的指示，擅自冒进，才败得如此惨痛。一回到洛阳，他就命令把那三名将军逮捕，一名处斩，两名削职。为了下一次战争万无一失，他宣布，准备的物资要高于上次一倍。

听到了这个消息，人们最后一根弦被压断了。在忍耐到了极限之后，再次远征，将更沉重的劳役压向民众头上。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揭竿而起，漳南人窦建德、韦城人翟让也立刻响应，一时间，大隋天下燃起了二十多处烽火。走投无路的百姓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敢：“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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