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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基因是一门生意却让中国农业丧失机会（第1页）

（本文作者为袁越，着名的环保记者。本文刊登于《大家》《三联生活周刊》。写于2020年。）

如果我告诉大家一个新闻，那就是袁隆平和儿子目前都从事转基因作物的研究，相信很多反转人士的内心会瞬间崩溃。但这种方式需要大量的水稻作为实验样本，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整个杂交的效率不高，而且指向性不明，周期也非常长。

转基因技术则不同，它的优势在于跨物种，可以将很多强大的基因移植到农作物上，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培育高产、优质、抗病毒、抗虫、抗寒、抗旱、抗涝、抗盐碱、抗除草剂等的作物新品种。相比于转基因作物，水稻杂交技术太落后了。农作物转基因技术，以不改变作物的根本遗传属性，保障其安全为原则，早就是科学界的一道铁律。一个成熟的种子公司，其转基因作物是否有毒，很容易就可以监控，现在的科学早就过了这种初始阶段。尽管二十一世纪已经过了很多个年头，但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蒙昧的远古时代，这也是他们为何谈转基因色变的根本原因，人们总是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心存恐惧。基因技术早就不是什么高精尖领域，就像当年二战的通讯技术进行民用，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上手机一样，已经成熟到完全的产业化。

当一种事物已经进入产业化的阶段，就会进入良性的市场竞争，真正的市场竞争会比任何所谓的政府监管好使一万倍。

转基因技术是中国农业的机会

对转基因进行各种妖魔化，就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惯常使用的套路。比如在小崔的纪录片中，转基因作物被指导致草甘膦的滥用，以及各种疾病的发病率上升。目前应用得最广的两项转基因技术是抗虫和抗除草剂。抗虫靠的是bt蛋白，这是一种来自细菌的蛋白质，只对鳞翅目昆虫有毒性，非常具有针对性。种植含有抗虫转基因技术的作物，根本就不用担心作物的病虫害，非常低成本和环保。至于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技术，就是抗草甘膦。新技术出来之前，草甘膦是一种环保型低毒除草剂，一般一个月左右就可以自然降解，不会出现什么残留。这种除草剂的弊端在于，它会把作物一起杀死。有了抗草甘膦转基因技术的作物后，自然草甘膦这种除草剂就会被放开使用。但很多所谓的环保人士选择性无视草甘膦本身的低毒性，反而拿它大作文章。

很多反转派会拿政治说事，因为现在全世界最成熟的转基因种子公司基本都在美国，比如我们熟知的孟山都。他们会散布谣言称，孟山都卖给中国含转基因技术的种子，就是扼住了中国的喉咙，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注：中国政府早就通过了立法，给予了农民的留种豁免权，不承认孟山都的种子专利。）事实上，这些技术含量很高的种子，才是中国梦寐以求的财富。转基因的作物，都是国外的种子公司通过高科技手段培育出来的，具有知识产权。而如果你想偷他们的种子，只需要拿自己的作物同对方成熟的转基因作物进行杂交，就能完成。

像孟山都这样想在中国卖转基因种子，他们必须像那些中外合资的汽车企业一样，带着自己的技术进入中国，找到一块试验田进行种子培育，培育好的种子再卖给中国农民。这些转基因种子只要进入中国，孟山都就很难再进行二次盈利，它们会在我们的土地上遍地开花，而且会被卖得超级便宜。从某种程度上说，应该是孟山都害怕别人偷种子，而不是他们带着种子入侵。种子是人类科学技术的结晶，而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毒草。

（注：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2006年以后，中国已经停止向外国进口转基因种子。）

中国的科学家都明白，好的转基因技术培育的种子，可以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带来质的飞越，想想我们每年要从美国进口多少大豆，有多少张嘴在嗷嗷待哺，而改变中国粮食被动局面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获取最优质的种子，进行研究和再培育，然后进行全面种植。只有中国有一天成为粮食出口国，才能说明我国的农业真的实现了现代化，而在此之前我们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

绿色和平组织和小崔的生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转基因都是一门生意，最着名的国外组织是绿色和平组织。在反转的问题上，绿色和平组织一直高举大旗，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姿态，事实上这就是一个体量庞大的民粹组织，煽动无知庸众对抗政府，就是他们持之以恒在做的生意。对抗政府一般都是有风险的，绿色和平组织不是不知道，但有两个领域是相对安全的——反对核电和反转基因。本来这个公司一度不太成气候，他们刚开始也是以反核电起家的，后来在欧洲刚进行完大选的某国家某任总统的默许和支持下，开始将枪口调转对准转基因。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转基因真的是什么，他们中的成员没有科学家，有的都是所谓的“社会活动家”，靠全世界的募捐来进行他们壮丽的事业。2014年，媒体曝光他们的国际部负责人pascal

hus每周坐飞机上下班等一系列丑闻，大家才明白这个打着环保牌的组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2014年夏天，绿色和平组织（以下简称绿和）爆出了一系列丑闻，先是被内部人士爆料说有一名成员在外汇交易中犯了错误，损失了300万英镑，接着又有媒体爆料说绿和的国际部负责人pascal

hus每周坐飞机上下班。英国《卫报》穷追不舍，继续爆料说该组织财务不清，每年高达5800万英镑的财政预算多次出现问题，目前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丑闻被爆后全球媒体一片哗然，有人愤怒地指责绿和虚伪，这个一向以激进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环保组织的领导人竟然坐飞机上下班，一点都不低碳，以后还怎么让人相信他们？！还有不少人惊呼，绿和的经费都是老百姓一点一点地从口粮里省出来的，竟然被绿和拿去炒外汇，一下子损失了300万英镑，以后还怎么向捐款者交代？

在我看来，这两项指控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我认为，这一系列丑闻最大的功绩就是暴露了绿色和平组织的本质。这个组织经常给人以“草根”的印象，但其实它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和它极力批判的其他那些跨国公司没有区别。

任何一个党派、组织，或者公司，如果你想搞清它的本质，只要看看它的钱来自哪里就行了。同样，要想搞清楚绿和的本质，必须从经营的角度去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既然这样，那就先来看看绿和这家公司的收入来自哪里。答案是公开的：超过90%的绿和经费来源于公众捐款，绝大多数单笔捐款都在100欧元以下。这一点一直是绿和引以为豪的优点，他们相信这个做法保护了绿和的独立性，可以不受政府或者其他大公司的左右。这一点也许是真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家靠公众捐款养活的公司，当然要把捐款者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全人类的利益。

2014年9月，108名诺贝尔奖获奖者签署联名信，非常鲜明地表达了绿色和平组织领导的一系列“反转基因”活动，是阻碍生物技术的创新，是与权威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背道而驰。

和绿色环保组织一样，小崔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只是相比于前者，后者更不加掩饰，干脆就将反转基因事业变成了生意。那部长达68分钟28秒的纪录片一经播出，并没有让小崔抢占更多舆论阵地，反而引来很多质疑。

他名为考察转基因，却在整个纪录片中预设立场，试图找不同的人证实转基因是有害的，在采访的逻辑和提问的方式上是具有暗示和引导性的。在采访对象样本选取上，完全不具备权威意义，缺乏统计学的严谨精神。比如坚定反转的西华盛顿大学女科学家nancy

swanson本身做的工作跟基因工程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就是一个信口开河的门外汉，而且早就退休在家养花。尤其是对草甘膦的使用和疾病的上升率的关系上，更被指为偷梁换柱。但是这一切的一切，根本就不影响他获得海量的粉丝，他们就是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如今他们要用人民币来支持自己偶像。为了“让大家吃上放心安全的食品”，他注册了10多家公司，设置了3万会员名额，一个人想成为初级会员，要预付5千作为购买商品的预付金。

当民众被不实言论误导，对转基因技术产生恐惧，就会阻碍这项技术在中国的推广应用。而绿色和平组织这类团体，却能在民众的恐慌与捐赠中获取利益，稳固自身“跨国公司”般的运作模式，持续操弄舆论，让中国农业错失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发展良机，实在令人痛心

。我们需要拨开这些反转势力制造的迷雾，让转基因技术在科学、理性的框架下，为中国农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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